新冠肺炎当下的中国中草药思考1(上篇)

【<新冠肺炎当下的中国中草药思考1(上篇)>】

    很多“微友”留言，说“邱大夫，网上有这个方子说能预防新冠肺炎，你能帮我开吗？”

    “老邱，有医生半贴中药就能救回一个新冠病人，你说这是真的吗？”

    “老邱，能给我一个预防新冠肺炎的药方吗？”……在美国的龚怡鹤先生也发来这样的留言……

    这是这些天微信和微博出现最多的问题，我每天对着这些问题其实内心有些说不出的难过，作为一位中医大夫我能做的实在太少了，无法让我的亲戚、战友、朋友、同学、远程医疗的患者得到具体的答案，不过虽然说不出的难过，并不代表我没有在思考。事实上我每天都在思考，中草药内服和外用如何治疗新冠肺炎是始终围绕着我心头的一个巨大的问号。

    最初我非常关注各类关于中草药治疗“新冠”的信息，但是在看过来每天如此多的中草药抗疫信息之后，我发现信息的实际帮助很小，因为好像大部分人都在关心能发明一种药物直接杀死病毒，大家关注的点似乎大部分关心的是“病”而不是生病的“人”。大部分的预防新冠肺炎的中医专家建议处方都以清热解毒、芳香化湿的药物为主，少有中医提出六经辨证，六经传变。是时代变了，还是中医变了，或者是中医的根变了？我们已经放弃了2000多年前张仲景用病人积累出的临床经验……

    我思考和反复琢磨的结果是，答案可能会在《伤寒论》里！因为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伤寒病可能就是一场持续多年的瘟疫。而《伤寒论》就是治疗这一场瘟疫的良方。至于更多的人会说《温病条辨》《瘟疫论》更加符合这次的新冠肺炎，在此保留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没有具体诊治过病人，我只是思考，不代表我的治疗方案。

    《伤寒论》的成书背景：

    医圣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有史料记载东汉后期至三国末期全国人口从5000万降低到506万，除了连年的征战外，瘟疫的流行是当时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当时甚至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 一188 年）时的公元171 年、173 年、179 年、182年、185 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根据《伤寒论》序中所记载，张仲景的家人本来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公元196年）的不到十年期间，有三分之二的族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根据考证张仲景的生卒年代为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根据这个时间段来判断，张仲景的一生都是在瘟疫流行中度过的。曹操的三子曹植曾作《说疫气》记载当时瘟疫的惨状，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医圣张仲景的一生能遇到众多病患，根据不断地实践经验才能铸就传世的《伤寒杂病论》，因为伤寒的理论不是存在于医书中，是从临床实践中得到的医学。

    张仲景治病救人著下了《伤寒杂病论》由于多年的战火纷飞，晋代的王叔和将伤寒六经病症整理编撰成《伤寒论》，其杂病部分已散落于历史的洪流之中（后一部分被整理成《金匮要略》），然而就算如此《伤寒论》到了宋代已处于一线单传的情况。因此宋代官方修订了《伤寒论》，我们现在所见以及大学教学所用的均为宋版《伤寒论》（关于众多伤寒论版本问题这里不做讨论）。

    《伤寒论》存在于所有的大型医学典籍中，只要是外感病（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传染病，比如感冒等）都以伤寒论为主要治疗手段，它的地位无可动摇。哪怕到了明清之后的温病学派建立，在温病的治疗上伤寒论的经方亦占是半壁江山。因为温病学派也是从伤寒论的理论上发展而来的，而且伤寒论被称为方书之祖，其用药配伍是经过张仲景多年临床实践得来的，所以后世乃至与当今运用经方，只要辨证正确那疗效可以说是如鼓应桴。

    这次的新冠肺炎发病的表现很多种多样，甚至一些轻症的病人仅为胃肠道反应，并无发热情况。在最新颁布的诊疗方案中这一情况也得以证实。所以以单一一个处方来治疗这次的新冠肺炎是不甚合理的。病程在哪个阶段就根据哪个阶段来辨证用药，这是六经辨证的核心思想，方子都是死的，人是活的，拿死方治活人一直是中医的大忌，千万不能以“病”论“治”。

    我们是否可以多了解一些病人的四诊资料，运用现代大数据的优势去判断有用的方药，如今在了解不到更详细的四诊资料的情况下，作为中医大夫要做出准确的判断是很困难的。

    我说了这么多废话，其实我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用具体哪些药方可以解决新冠肺炎，但是我认为我思考的方向应该是正确的，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医同道一起努力，更多的中医前辈给予更好的指导，让中医为打赢抗疫战贡献一份力量！（待续）关注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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